可是，观察近年来发布的司法解释文件不难发现，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或者犯罪形势严重时，即便文义清晰也可以发动解释权。

首先，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大背景来看，任何一个公共机构都应当执掌着特有的权力，任何一种权力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功能，任何一种权力运作也都遵循着独特的逻辑。[13]只有确保办案法官具有解释权，才能够确保当事人对程序的参与，才能确保解释过程是对当事人和社会公开的，最终做出的法律评价才能让当事人信服。

这样的一种审查和选择，就成为对其积极性的限制，使得其总体运行呈现出有限的积极性。我国《立法法》亦明确规定，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如此一来，办案法官的解释权虽然不被承认，但难以被排除。[9]可见，在面对社会冲突，尤其是国家权力与公众权利的冲突时，司法既要反对过度的国家利益优先，也要反对过度的个人主义倾向。[19]在笔者看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统一法律解释的功能，不仅可以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刑法解释的无端之累，还由于其自身独特的权力定位，具有更大的优势。

[18]亦有论者在对刑法立法解释做出实证分析后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体制的特征不在于解释方法的特殊性，而在于其特殊的法律统一解释功能。这种转移，破坏的是当事人的参与性与决策的公开性。其目的在于维护民主政治下的法律的合宪性推定、防止法律秩序的空白并保持宪法秩序的稳定。

如半数以上法官认为违宪的意见，可以影响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既尊重立法权，同时也体现宪法法院的主张，有助于维护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秩序与政治生活的稳定。单纯合宪决定是明确宣布所审查的法律或者条文符合宪法，没有任何瑕疵。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经常借助合宪性审查的功能推动并保障州法与宪法之间的统一性，以促使联邦的州际贸易政策在宪法层面获得正当性。基于立宪主义的价值与立场，现代法治国家要求任何规范性文件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以保障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最高法的地位。

协助宪法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解释的议案。该判决为中央政府后续基于《西班牙宪法》第155条的行动提供了正当依据，有力地维护了西班牙的主权与国家统一。

宪法委员会要协助全国人大和常委会更好地行使宪法监督的职权，并设立完善的办事机构，明确其职能。对此，笔者建议，由全国人大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并负责研究审议违宪争议，拟定争议处理决定[6]。它接受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交给的任务，专门负责违宪争议的研究、审议，以及争议处理决定的拟定工作。宪法实施与监督的效果将直接影响依法治国实践过程

如果做出相反的考虑, 一种片面的中华民族观有可能消解多民族并存的局面, 尤其应当警惕用汉文化同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学术策略。如果我们自己选择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这些旧的问题就会与旧外衣一同被遗弃。然而,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家庭的功用不仅在于有效地接纳了陌生人, 也在于不把他者视为陌生人乃至敌人。群体认同和种族识别不是揭示了该群体的某些一致性和本质性特点, 而是运用了怎样将某些社会成员 (尤其是陌生人) 疏离和排斥的排外法则。

例如, 对少数民族的帮扶和优惠政策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国家义务, 它指向的是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状况, 或者准确地说指向的是作为穷人穷地的少数民族成员和地区, 以便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国家目标。他人的认可虽不能取消自称的自在行为, 却有可能减弱自称的效果, 这是一个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

卡里斯玛支配者的权力基础在于被支配者对其个人使命之纯粹事实上的‘承认。2 蒋庆批判了被他称之为的无根的民族主义, 进而对三民主义下的民族主义提出质疑:一个在个人生命上归宗基督的民族主义者, 在对待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上 (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已经历史地决定由儒家传统来代表) 必然会打许多折扣, 因为他的整个生命都交给了耶稣基督, 他就不可能在全心全意地信奉儒家传统 (参见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 三联书店2003年版, 第400页)。

需要注意的是, 少数民族成员的身份具有多样性, 既有作为民族的成员身份, 也有法律上的公民身份和社会上的职业身份等。具有民族身份的社会成员首先是国家的人, 受到了法律的平等保护。中华民族的概念与其表达了一个民族, 不如说表达了无民族, 其实质在于倡导不同民族之间的平等地位, 而不在于重新建构一个新民族。从这个角度看, 现代人权观超越了民族、宗族、性别、政治、语言、文化等限制而成为一个超文化、超国家的新的意识形态, 对此, 正如霍布斯鲍姆指认的那样:在未来的历史中, 我们将看到民族国家和族群语言团体, 如何在新兴的超民族主义重建全球的过程中, 被淘汰或整合到跨国的世界体系中[5]183。维特根斯坦说:一旦新的思维方式被建立起来, 许多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对民族的抽象关怀让位于对个体人的具体关怀, 对中华民族单一论和多元论的讨论转入公民权和人权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语境, 一种无民族概念作为论证的前提预先置于在当代中国的民族政治话语体系之中。

国家没有因政治公共领域的重建而有意消灭宗教, 也没有把宗教是鸦片作为普遍的批评意识而加以推广。一般认为, 作为民族成员的个体不同于作为集体的民族, 后者作为一个具有民族性的实体是整体、全部的存在。

概括而言, 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国家民族政策实践, 我国民族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坚持民族平等团结; (2) 民族区域自治; (3)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 (4)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5) 发展少数民族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 (6) 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7)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8) 尊重和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按照安德森·史密斯的观点, 民族与族群不是同一概念, 族群有家乡的地域观念, 却无领土要求 (参见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 意识形态, 历史》, 叶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12-13页)。

公民身份使具有国籍的人获得了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格, 为了能够获得这项资格, 标示人的特殊存在的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都需要被遮蔽。不过, 支撑强制性法治规范秩序背后的是人类道德进步理论。

国家承认和民族承认是两个有关联却性质不同的概念。此外, 族群民族化的民族认同问题、民族国家化的国家认同问题等对于单一民族国家而言预示着进化论意义上的发展与进步, 但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有方凿圆枘的困惑 (1)。对民族整体地尊重不能确保对每一个具体的民族成员的尊重, 但对每一个具体的民族成员的尊重则会成就对民族整体地尊重。任何人都是具体的人, 这个具体的人主要是指作为家庭成员的人。

从民族团结的角度看, 进一步规范民族主义是必要的, 但改变认识和解释民族关系的思维方式同样重要。按照韦伯的表达, 卡里斯玛权威的衰退是与现代国家理性主义兴起同时产生的。

人因家而群, 也因家而分。从家庭可以推导出家族, 从家族中可以推导出氏族乃至国家。

把伦理和道德的人权概念转化为可操作性的实践概念是公民权, 既是中国国家现代化意识的发展结果, 也是战后国际新秩序及其规则在中国的具体呈现。……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 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17]。

(一) 公民与民族成员身份 众所周知, 具有同一民族身份的人并非一定是同一国家的公民, 有公民身份的人也并非属于同一民族。中国传统文化用来解释人际关系的思维方式建立在家天下的隐喻之下, 家的思维方式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有差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是, 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下, 指导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座谈会或政策性文件应成为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重要方法, 而不在宪法法律体系之外另外形成一套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规范体系。因此, 作为家庭隐喻的中华民族、作为共和国指代的中华民族与作为民族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三种话语表达。

一旦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完成后, 对主权国家内部治理面临着民族理论内在的双刃剑难题, 民族意识的长久积淀在这里和这时显露出自伤其身一面[6]。不加反思的民族主义离极端民族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一旦有合适的气候和土壤, 源于民族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就会爆发。

20世纪以来, 对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都是基于现代国际法原理的国家承认, 而不是基于民族人类学的民族承认。拟制的家庭关系是扩展的熟人关系, 它遵从的是由远至近的逻辑。

近代以来, 民族、民族主义与主权国家的结合及其相互阐释是民族国家理论的一个显性主题。家庭及其家庭成员身份是超越其他身份的元概念, 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归属于特定的家庭和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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